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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决断（第6页）

在日本，各类消息通过政府机关的通报以及记者俱乐部等机构流向媒体，装点着每日的新闻，如“官房长官在首相官邸……”“据厚生劳动省统计……”等报道。普通案件、事故、灾害等由各辖区内的警察局来管，一旦发生案件，记者就会聚到警察局，采访副局长等人，或者跑到侦查员的宿舍或住所采访。尽管侦查员不会承认不利于侦查机关或自己的事，还会要求记者不许见报，但他们是记者非常重要的消息来源。通过这种途径获取的消息各家媒体没什么差别，偶尔，个别媒体会抢到独家新闻。

从此类官方渠道得到的消息就是所谓的“靠谱的新闻”，提供担保的是“上头”。从各个方面来讲，这样的报道安全性很高。也有人质疑媒体的自主性去哪里了，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无奈之举——总是有大量的案件、事故发生，记者的数量却远不及警察或消防官兵，要媒体全方位监督日本一切动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荒谬的。最理想的情况是，国民信任国家，国家则充分予以国民知情权。整个系统正常运转时，日本国家机关发表的内容基本属实，若有人质疑，可直接核查。

现实虽如此，但倘若媒体一味倚仗上头的担保，只做消息的搬运工，后果将不堪设想。的确有些记者只采访那些既不去现场，也不见嫌疑人和被害人家属的侦查人员，就做出了“二手”报道。

换句话说，媒体的查证能力非常重要，尤其在做无法得到担保的冤案报道时。

如果一个记者在报道某起案件的逮捕、起诉、判决过程时采纳过警方的官方信息，一旦开始报道这起案件的冤案可能性，便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被告人无罪释放，这样的结局固然令人惊喜，可万一这人真是凶手呢？倘若接下来又发生类似案件，谁来负责？

这类情况曾经发生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发生了一起“东京圈连环杀人事件”，东京都及千叶县内数名女性被强暴并杀害，作案手法一致。

一九七四年，一个名叫小野悦男的男人被捕，他本已招供了几起案件，却因警方的审讯方法被曝出问题，媒体逐渐倾向于相信这是一起冤案。一审判决中，小野被判无期徒刑，可一九九一年东京高等法院却做出了无罪判决的决定。释放后的小野在记者见面会上控诉审讯的恶劣，媒体在报道中将其塑造为冤案的代表人物。

然而，五年之后，小野再次因谋杀罪被捕。他杀害了同居的四十一岁女子，割下其头颅并抛尸，最后被判无期徒刑。这个结局让警方一雪前耻。

可是，因为“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样残忍的人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刑事案件中，同一案件已经判决便不允许再次审理，小野悦男之前的那些案件只能沉睡在黑暗中。他的辩护律师与冤案支持者心中可能五味杂陈，那些报道了冤案可能性的媒体应该也无法忘却这段苦涩的经历。

形形色色的障碍伴随着冤案报道，可我这次面临的障碍却有所不同——我根本无法采访到案件的关键人物菅家。

我决定去一趟千叶监狱。

柏油马路的尽头是一堵红色砖墙，中间是双开的灰色大铁门。我在围墙前一幢小屋内填写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同行的还有衫本纯子和菅家的支持者西卷女士。确切地说，是西卷女士带我们来的。我们把手机和随身物品放进大门后的寄存柜，走入会面所的等候室。

然而，我们只能止步于此。

监狱刑务官身穿肃穆的制服，金色徽章和纽扣锃亮无比。他板着脸说：“法务省最近下达了通知，会面只限亲属及以前探访过的人。”

“可是菅家本人目前提出了无罪上诉。”我说，言外之意是质问他，是不是不打算让菅家说出自己无罪的主张？

刑务官始终面无表情，像戴了一张能剧的面具。我请他把通知拿给我们看，得到的回答是“不行”。

最终，只有西卷女士一人进了接见室。我与菅家仅隔数米，却被硬生生地拦住了。

西卷女士的会面结束后，我们一同离开监狱。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红色砖墙，它依然冷酷地巍然耸立。

要采访菅家，只剩一个办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