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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成果（第4页）

这次我们要查横山一家进店后，那天整个上午的未公开录像，注意有没有戴墨镜的男子出没。

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那天上午的监控录像。我无数次请求游戏厅的老板接受采访，却遭到拒绝，只能把我的设想告知群马县警方。

结果还是行不通。

等我终于迎来一个突破口，已经是特别报道节目播出九个月之后了。

夏日的酷热逐渐褪去，东京街头开始刮起阵阵秋风。手机响时，我正坐在新桥小巷一家烟雾缭绕的烧烤店内吃烤秋刀鱼。

“足利事件”有了最新动向。

由于宇都宫地方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菅家与辩护团提出即时抗告，向东京高等法院申请实施DNA型再鉴定。对此，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出具了一份名为《检察官针对DNA型鉴定申请的意见》的文件，文件里这么写道：

为识别本案短袖衬衣上的遗留精液与申请人材料之间的异同而实施DNA型再鉴定，本厅认为毫无必要，但也不反对。

也就是说，检察厅认为可以实施DNA型再鉴定。

这个信息十分重要，它不是高等检察厅的某位检察官决定的，而是经部长、副部长、检察长等领导审批，同科警研与栃木县警方协商后得出的结论。只要法院拍板，再鉴定便可开始实施。

我立刻赶回报道局做新闻快报。

十月十六日，新闻节目《NEWS ZERO》报道了《“足利事件”有望实施DNA型再鉴定》的一分钟短讯，意味着冻结十八年的“足利事件”开始解冻。新闻播出前，我特意打电话给菅家的支持者西卷女士，告诉她马上要播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在报道间看到渡良濑川的航拍镜头时，我突然有种难以言明的预感。

第二天，其他媒体开始陆续跟进。这是日本首例审结案件的DNA型再鉴定，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辩护团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冤假错案的可能性终于得到关注。

二〇〇九年一月，DNA型再鉴定终于开始了。

鉴定人由东京高等法院指定，分别是检方推荐的大阪医科大学教授铃木广一与辩护方推荐的筑波大学法医学教室教授本田克也。两位教授都是世界级知名专家，警方和检方曾多次委托他们实施DNA型鉴定。

一月二十三日，在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见证下，法院委托栃木县的大学医院将小真实冷冻保存的衬衣用剪刀一裁为二，分别交给两位鉴定人。二十九日，菅家在千叶监狱中被提取血液与口腔黏膜样本。上述的鉴定试样会被两位鉴定人带回研究室，通过最新技术实施鉴定，鉴定结果预计会在四月最后一天提交给法院。

此时，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与衫本纯子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面。“贵社对‘足利事件’展开了多方报道啊。听说还去美国对DNA鉴定做了调查。”如此开场后，检察官说明了此次决定进行再鉴定的原因。

“审判长正好对欧美法系非常有兴趣。不过，”他继续说道，“试样（物证衬衣）的状况太糟糕了，不知能否得出结果。很有可能会得出一个‘无法鉴定’的结论。如此一来，就没办法了。”

没错。小真实的衬衣被发现时，已经在河里泡了十多个小时，而且是在辩护团的提议下，二〇〇四年才被移送到零下八十度的冷冻库中保存。在此之前，它被长期放置于常温环境中，其上的DNA或许已经淡褪或劣化，作为鉴定的试样确实很糟糕。除此之外，还有人质疑，凶手的精液如今是否还残留在衬衣上。我虽然一直呼吁“实施再鉴定”，此刻却感到极大的不安。

美国法院规定，“只有可重复多次鉴定的试样才可作为证据”，日本在这一方面落后了。

另一方面，栃木县警察局的态度非常强硬。当年的侦查人员信心十足，一笑置之。“再鉴定？真能折腾！鉴定结果肯定是一致的，他绝对是凶手。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他们还说：“你们日本电视台报道这种事真的没关系吗？不怕丢人现眼？”侦查人员都是这种态度，难怪检方不反对再鉴定。